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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也为《乡镇企业法》第17条所确认，该条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任何机关、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向乡镇企业收取费用，进行摊派。

[8]因此，以往7次机构改革都是针对现实的不足，提出机构改革的主张，都是以问题为导向的，缺乏一种一以贯之的内在逻辑[9]。经济保障类，主要在于发展国家经济，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比如发展改革、商务、财政等领域的职能。

另一方面，行政流程侧重于工作流程，它规范行政主体按照一定的方式进行行为。具体而言，古利克认为应当根据以下因素进行职能与部门的分工：首先，根据机构所要达到的主要目的来划分组织，即目的标准。[71]因此，还需要强化外部监督问题。当今的国家绝对不是一种自为封闭的一个单位，而是长成十分巨大的内部强烈分化的机器。如果没有行政职权的作用，行政流程就成了无水之源。

[10] 颜廷锐等：《中国行政体制改革问题报告》，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年版，第27页。当柔性行为方式不能奏效时，必须依法采用强制性方式。因为一旦将合宪性解释纳入传统解释方法的范畴，民法合宪性解释的运用就会变为常态，民法既有体系的自治性就难以获得保障，甚至会面临被宪法殖民的危险。

为避免民法合宪性解释的滥用，启动民法合宪性解释的事实条件问题值得认真研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合宪性解释不仅是法律解释方法，还具有宪法适用的性质。德国宪法法院对吕特案的裁判与其说是依据民法善良风俗条款裁判案件，不如说是依据了宪法言论自由条款更为确切。宪法适用 引 言 民法合宪性解释，是指当民法规范存在多种解释的可能时，选择其中不与宪法冲突或者符合宪法的解释作为最终解释方案的法律解释方法。

民法是以私人自治为前提的保障私权利的法。[9]王利明强调合宪性解释相较于传统法律解释方法的独立性，主张只有在其他方法不能适用的情况下，才能采用合宪性解释。

[44]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一中民终字第02203号民事判决书。尽管宪法在效力上高于民法，但民法并非宪法的具体化。民事审判是否运用合宪性解释，裁判结果会有很大差异，甚至是截然相反。一般而言，国家权力主体或者社会公权力主体实施的行为往往涉及公共利益，法院在运用合宪性解释方法裁判这两类案件时，也会相应提及公共利益。

首先，宪法和民法在调整领域上具有异质性。三是保全规则，指当法律有违宪疑虑而有数种解释可能时，应选择不违宪的解释（参见苏永钦：《合宪性控制的理论与实践》，台湾月旦出版社1994年版，第84页）。[8]张翔基于待解释法律条文的差异提出了合宪性解释的基本规则，分别针对法律条文至为明确、法律条文一定程度的抽象、法律条文较高程度的抽象、例外情况下的合宪性解释等不同情形提出建议。假如缺少这套装置，仅仅依靠法官根据规范条件自我设限，实践中难免会出现当用不用、不当用而用的情形，无法有效防止合宪性解释的滥用。

（二）社会公权力事实 传统法学理论体系中，私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并不涉及公权力问题。与国家立法权和行政权不同，司法权天然具有消极性和被动性。

合宪性解释虽然不直接决定案件的裁判结果，却充任了作为案件裁决依据的部门法规范解释方案的判定准则，间接控制着案件的裁判结果。[7] 在民法合宪性解释适用条件的问题上，苏永钦曾主张通过司法者的自我克制来限制合宪性解释的适用，并对尊重修宪者的自我设限尊重立法者的自我设限尊重行政机关的自我设限和宪法法官与普通法官间彼此尊重等规则进行了阐述。

如果承认合宪性解释具有宪法适用性质，则必然要求合宪性解释具备事实条件。将合宪性解释排除在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之外，违反了法律体系性和位阶性的基本逻辑。倘若民事法院对此漠视并因此作出对诉讼一造不利之判决，即已对其（宪法）基本权造成侵害。现代的国家，是以区别其全部为公法或私法为当然的前提的，对于国家的一切制定法规，若不究明该规定属于公法或私法，而即欲明了其所生的效果和内容，盖不可能。如果缺乏必要的事实条件设定，合宪性解释就有可能被滥用，导致宪法对私人自治的过度干预。假使原则的具体化有多种可能性，只要立法者的抉择并未逾越其被赋予的具体化空间，则法官应受此抉择之约束。

从规范层面上升到价值层面，经对宪法的国家权力或者国家利益属性进行理论抽象，宪法就可以被理解为有关公权力或者公共利益的法。[16] [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吴越、丁晓春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285页。

宪法属于公法，其他公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作宪法的具体化，宪法适用的事实条件能够全部或者部分融入到其他公法规范当中，相关合宪性解释的事实条件也就没有必要另外列明。第二，规范寻找阶段的合宪性解释运用与否的判断义务。

这实际上为法院设定了审查合宪性解释事实条件的符合性以及判断是否运用合宪性解释的义务。宪法既是规范体系，也是价值体系。

一个具有明显政治、社会、文化资源优势的社会组织和公众人物对一定范围内的公众思想和行为也会形成潜移默化的支配。我国宪法序言中关于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及一切国家机关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的规定表明，法院作为国家机关在审理民事案件时进行合宪性解释具有宪法规范依据。[4] 代表性的研究文献，参见杜强强：《论民法任意性规范的合宪性解释——以余丽诉新浪网公司案为切入点》，《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如果案件事实不符合条件，法官则不应当运用。

如果被解释的对象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法律概念或者高度概括的原则性条款，如公共利益、善良风俗、诚实信用等，合宪性解释的实质任务就是在塑造民法不确定法律概念或者概括条款在具体个案中的含义。作为一个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当其中某个环节发生重大变化，其他环节也需作出相应调整，以重新实现体系整体的协调。

然而，多元解释说的目标并不能实现。[13]这似乎表明，在我国的民事审判过程中，法官对于是否适用以及何时适用合宪性解释方法等问题的判断都具有较强的随意性。

为回应社会变迁，近代民法开启了向现代民法的转型，民法理念由形式正义转向实质正义，财产所有权的行使、契约自由的施行受到诸如诚实信用、善良风俗、禁止权力滥用等原则的限制。国际公权力属于国际法领域的问题，本文无需讨论。

[14] 比较而言，德国的基本权利间接效力理论更受我国学者青睐，国内学界几乎形成了一边倒式拥抱德国间接效力理论的态势。结语 民法合宪性解释关乎宪法和民法的关系、基本权利私人间效力等重大理论问题，也影响着相关民事审判实践。例如，在孔庆东与南京广播电视集团等名誉权纠纷案中，判决指出：应允许相关公众对公众人物的行为特别是不当行为提出合理的质疑、指责甚至刺耳的批评。在能够发现国家权力事实或者社会公权力事实，且民事主体实施的行为属于事实行为的情况下，由于不存在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基础，只要存在国家权力事实、社会公权力事实，法官便可以考虑启动合宪性解释。

无论如何，作为宪法适用方式的合宪性解释，是一座关乎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富矿，有待宪法和其他部门法学者共同努力开掘。规范意义上的宪法和价值意义上的宪法是理解宪法的两个不同侧面。

尽管强调合宪性解释特殊性的观点存在上述问题，我们仍需对其作同情式理解。（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遗憾的是，张翔提出了合宪性解释作为法官义务的问题，但并没有将这一思想贯彻到底。在这一过程中，法律的多种解释方案与宪法的含义相互印证，其中包含了各个法律解释方案中的事实条件与宪法规范的事实条件的相互印证与匹配。